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緊密聯系，互相依存且充斥著破壞——危機與承諾同時存在著。對全球性的挑戰(zhàn)與機遇而言，商業(yè)作為單一的連接線或者切入點的作用比起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凸顯。因此，商學院必須責無旁貸的去培養(yǎng)這樣的畢業(yè)生：他們將踐行這個世界所需要的有擔當的領導力。
當我思考這一責任的時候，我發(fā)現對我影響最深的卻是看似不太可能的一股力量：我的父母。我說不太可能，是因為Kenneth和Elise都是相當有成就的學術家，對商業(yè)毫無興趣可言：我的父親是一名經濟學家，我的母親是一名社會學家，也是一名忠實的社會活動家。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的言傳身教影響了今天的我。
或許他們教會我的最重要的一課便是目標感以及為他人生活創(chuàng)造不同的重要性。我母親的目標感在納粹德國侵占她祖國挪威的那一刻就變得十分明確。正如紐約時報對她的訃告上所言，她將畢生獻給了她認為我們所有人都與生俱來的“愛慕和平的行為”上。我父親的例子則顯得更加復雜一些。紐約時報在對他的訃告中，將他形容為“極受尊敬但并非正統的經濟學家、哲學家和詩人”。在他臨終前我們最后一次交談時，他用極其簡練的語言解釋了他的目標感：這個世界要么從好變得更好，或者從壞變得更壞，而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將好結果的可能性最大化。
誠然，這是一項極為復雜的任務，而我從我的父母那里學到的是合作制勝的重要性。當我們與價值觀、文化和制度規(guī)則非常不同的人、組織和社會群體共事的時候，這些不同就會導致潛在的和實際的沖突。我們是應該相信雙方之間的差異不可調和而選擇退出，還是應該帶著建立橋梁的希望繼續(xù)努力？我的父母不相信不可調和的差異，他們相反認為不斷增多的多層面的的接觸將有助于發(fā)現共同的利益訴求。從情感上而言，他們更多關注愛而不是恨，并試圖找到所有人和事的優(yōu)點。只要繼續(xù)共事以達到協同合作，爭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的父親還關注在未被闡明的權衡與結果上。對他而言，一個論證反對一件事情是不足夠的；他總是會問，“你會支持些什么以讓事情變得更好？”同樣，如果一個人沒有想通那些并非本意卻可能造成的后果，簡單的支持一件事情也是不足夠的。他就是這樣陶醉于復雜之中，并認為那些植根于自身利益的單純的“支持”和“反對”的立場是滑稽可笑的。
我父母教會我的另一課，是當他們積極參與與聯系的時候，他們也愿意創(chuàng)造性的成為顛覆力量并對傳統界限進行重新思考。我的父親年輕時便從英國移民到美國，因為他希望對觀點的評價是建立在價值而非社會地位或者資歷之上。他經常以幽默的方式將任何一個組織推向顛覆性的創(chuàng)新領域。他也感覺到經濟學缺少了其他學科的豐富性而不能有效地推進人類的行為和體制。“數學讓經濟學變得嚴謹。不幸的是，它也帶來了一片死寂”，他曾這樣說過。我母親在45歲的時候重返學校攻讀博士學位；在那個年代職業(yè)母親是非常罕見的Cye.com.cn。
最后，他們二老都是全球公民。因為認為互相依存，他們認同我們要么互相制造麻煩，要么互相創(chuàng)造方法和機會。我父親，當然也包括其他人，提出了“地球就像宇宙飛船”這樣的概念，以提醒人們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所有人依賴共同有限的資源去創(chuàng)造共同無限的未來。共同未來的思維方式會消除創(chuàng)造性的解決問題的諸多障礙。
我思考著我父母的例子，以及學生和商界領袖或許能從中領悟到的道理：擁有目標感去為他人的生活創(chuàng)造不同；打破障礙去建立協作和推動創(chuàng)新；不要以簡單化和狹隘的個人利益為出發(fā)點去確定立場；成為一名全球公民。這些要素構成了有擔當的領導力，一種在我們這個互相依存的世界里去驅動積極進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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